第二卦电报是给戴局长的。
周云告诉他，日本人为了获得中国军政方面的情报。对重点人物会便用吐真剂。这种药已经被日本特殊部门使用。但是数量很少，不能普遍使用。
周云提醒，日本人在重庆肯定使用了吐真剂。不然的话，花田一郎弄不到那些有价值的情报，从而立下大功，准备晋升少将。
周云提议，禁止一些重要人员进入红楼、酒馆等地。因为只有酒的作用下，又在安怡的环境中！吐真剂的作用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发完了电报，周云便离开了长沙。
他没想到，因为他的电报，重庆发生了怨声载道的事。
戴局长收到了电报后，吓的不轻。马上跑去向老头子汇报。
老头子之前听人说过，有一种吐真剂的药正在研究。没想到，已经出来了，而且正在长沙使用。
长沙是什么地方？那是中日的最前线。要是国军的军事机密都吐真了，那怎么打仗？
为此，老头子马上下令，禁止重庆与长沙两地的军政要员与接触了军事机密的人员上红楼酒馆。并授权军统对那些地方进行检查。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发现一批，处理一批。
正是这个命令，也让黄驹约好的那个第九战区司令部的参谋不敢来红楼了。让长沙的情报没有被泄漏。
而谭维先收到那份电报后，恍然大悟。
一直以来，谭维先都怀疑黄驹的真正身份。因为他的直觉认为，一个资深的日特，不可能是黄驹这样的人。比如说花田一郎，他在重庆三年，就没有一个人发现他。最后还是周云从上海发现，这才在船上杀了他。
那样的人，才是叫特工。
周云的电报与谭维先的感觉不谋而合。
原本，谭维先准备加派人手去跟踪黄驹，但是现在，他却缩减了人员。因为你在跟踪黄驹的时候，保不住，有人在观察你。如果那样的话，花田二郎就知道了，黄驹已经暴露了。那么，黄驹就会变成一枚弃子或死棋。
现在，谭维先已经知道了，赌场是日本人的一个点，负责向外发报，还有负责长沙小组的资金。不要小瞧送礼，少的上万，多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没有资金支持，长沙小组就转不动。
当初就是利用黄驹的身份与后台，这个赌场才会开起来。
另一个点就是红楼。那个叫芳芳的女人，是日本的特工。专门引诱中国重要人物。谭维先估计那红楼也可能与赌场一样，也是日特的据点。因为那个芳芳很少接客。只要他接的客，都是大客。
情报从芳芳那获得，然后，由黄驹通过特殊的方法交给花田二郎。花田二郎看过后，便决定哪些情报要发回上海。这时，黄驹就会再次拿到情报，让他的那个叫“五姐”的女人送去赌场。由赌场发往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日本特务机关的来电，会由那个五姐拿回交给黄驹，黄驹交给花田二郎。
这条线路图被谭维先画了出来。
剩下的事，就是如何去查找，就是查找出花田二郎。
从这个线路来看，唯一能接触花田二郎的人，只有黄驹。其他的人知道花田二郎是他们的组长，但是他们没有权利去主动接触花田二郎，只有花田二郎才能主动见他们。
当然，花田二郎有可能随时掌握着小组的情况。
这样考虑后，谭维先便将人员收缩了。红楼那边只留了三个人。主要是观察哪些重要人物上红楼。赌场所边安排了六个人。两人一班，相互有个照应。而黄驹这边，由原来的八人增加到了十二人。白天晚上，只要黄驹主门票都会有两台车六个人吊着。黄家外面也安排了四个人。两人作为机动。
周云回到了上海后，便没有再对长沙的事指手划脚了。那样是不行的。谭维先是处长，凭什么周云要指点人家。周云相信，谭维先能破获这个案子。
除了这些考虑外，还有一个原因让周云将精力放在了另一件事情上。
为了让东三省彻底殖民化，日本政府不惜余力的对东三省进行思想上的控制。39年关东军司令在面见溥仪的时候提出，两边亲善，宗教也应该一致。之后的司令官更是把“宗教必须一致”制定为国策。
40年恰逢日本纪元2600年，关东军认为是迎“神”的最好时候，被逼无奈，溥仪在日关东军的陪同下第二次前往日本，在日本溥仪参观了天照神的神社，并把象征天照神的三神器全请回东北。
回到长春后，在梅津美治郎的陪同下，溥仪带着大臣们拜见了天照神，并为要求为其修建寺庙，以诏书的方式确定天照神是满洲国的建国神。规定每月初一十五要定时祭祀，遇到伪满洲的“建国节”皇帝要亲自去祭祀。
三神器一词来源于日本的神话传说，这传说中的三把神器分别是，草薙剑，八尺琼勾玉，八咫镜。这三种神器，两千年来一直被当作日本皇室的信物，为民众所熟知。
中国的土地上敬奉日本的三神器。这是莫大的耻辱！
前世，周云曾看到过这一段的资料，非常气愤。现在，自已穿越来到了这个世界，就不能让那什么三神器耀武扬威。周云准备找一个厕所，将那个三神器丢进去。让他们臭味相投。
白天，周云在特务处与经济管理处周游了一番。下班后，便回到了家中。等到了天黑，便准备行动了。
让小分确认四周没有人监视与注意，周云便乘坐飞行器，飞往长春。到长春也就是半个小时不到。
长春，虽说是满州国的“首都”，但是在这里，只有日本人才是高高在上的，中国人，在日军眼里，都如同猪猡一般。
东北是个盛产大米的地方，可是伪满洲国却规定只有日本人才能购买和食用大米，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族群，却禁止购买，如果私下购买，被发现后就以“经济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