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涛头一线来，
楼前指顾雪成堆。
从今潮上君须上，
更看银山十二回。”
苏轼《望海楼晚景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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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杭州钱塘城中，周淮安也终于开始接见地方士民的代表，以及在特定的场合上和活动中公开露面，以宣示相应的统治权和控制力所在。
如何将已经取得的军事胜利和战果，迅速的转变成为政治、经济上的收获和资源产出上的加成，这无疑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比如对外震慑敌人，对内压制矛盾的权威和影响力；
又比如充分发动和利用新占领的土地人口，将其迅速转变成为新体制构架下，支持后续军事行动和战争潜力的现成资源。然后，这又涉及到了组织建设和官僚体系培养的问题了。
至少直接掠夺财富和人口作为战争红利，并令占领地方畏惧你得武力相对容易。但任何想要深入一些点的社会变革，光靠传统那种军事征服手段上扬名之后，就天下闻风景从的套路和投机模式，是没法完全满足相应的需要的。
而历史上大多数政权和领导者得以发展到了这一步，这不就得不在现实中有所取舍和妥协了。
毕竟穷苦百姓可以发动起来汇聚成动摇社会基础的巨大力量，但是想要有效的操控之并且转变成建设性的力量，就相对困难的多了。因为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和见识水平太低，以至于很难成为支撑政权底层的基干力量。
而从前朝体制下沿袭下来的旧属官吏，及其背后的世家门阀所代表的大小地主阶层们，才有可能提供相应有足够时间脱产学习和培养出来的人才，作为构成王朝官僚体系的候补和新血。
而自古以来改朝换代之际的帝王们，莫不是在这两大群体之间权衡取舍着，以保持相应的制约和平衡，再加上人口锐减导致的生存压力/土地兼并大为缓解，最终缔造出所谓的开国盛世。
故而，任何号称要吊民伐罪的农民起义军/反叛势力，发展到最后想要组织起政权并完成坐稳天下的蜕变，就必不可少要放弃大部分的初衷和理念，来吸收这些旧有体制的熟练官僚和世族精英。
所以以有唐一代为例，对于五姓七望为首的山东士族，基本上就是有拉拢有打压而贯彻始终的基本国策；一方面这些在地上拥有很大舆论和语话权的大族显望，对于家天下的皇权就是天然的威胁和隐患。
但出于政权架构稳固的缘故，又不得不依靠他们世代拥有所谓治学传家，所培养起来数量庞大的族人子弟、门生故旧，以及相应影响力所能够号召到的更多士人，出仕李唐政权而填充到各级官府组织当中去。
所以在贞观之治道开元盛世的前一百年跌宕起伏的王朝演变当中，唐王朝都在努力分化瓦解这些旧有世族门阀的影响力，一边用科举制吸引到更多在野的寒门庶族人才，作为制约和对抗的力量。
于是等到了中唐以后，这种隐形的国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功了，但也可以说是基本失败了。因为作为王朝需要压制和分化瓦解的对象，世家大族们在地方上影响力已经严重衰退，而逐渐让位于于藩镇割据中的地方武人集团。
但是作为相应求生求变的手段，这些世家门阀开始转入两京为代表的权力中枢，而从方方面面渗透到了朝廷的体制当中去，而成为大唐政权中密切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同样因为掌握了中枢权利而又拥有比常人更高的起点，更多的直接间接这政治资源和人脉影响力，导致这些世族门阀的子弟很容易就能获得清贵美职或是权柄之要。
然后过雪球式的加这些政治资源和权位上的优势，进一步的叠加和稳固下来沿袭给自己子弟族人之后，也就在没有那些出身微贱卑下，或是寒门庶族中人什么事了。所谓诸多兄弟父子同榜，三代再阁的宰相世系就是这样诞生出来的。
最终当皇权用来异论相搅，引入竞争和活力的科举制度，也变成高门甲地之间通过“通榜”“行卷”等方式，相互利益交换和政治妥协的工具之后，已经无力改变什么的大唐王朝，也就自然而然的迎来了他的末世之期。
而中晚唐以来，因为上升的通道被逐渐的淤塞和堵死，失去了正常出路的寒门士子，就纷纷投身到各地藩镇的幕府当中，而成为地方对抗中枢的推波助澜之势。进而在天灾人祸走投无路之下，投身到此起彼伏的民间起义中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经屡试不第的郓州人黄巢，也不过是其中集世代之怨望而应时而起的风云人物之一；而整个五代十国期间世家大族和门阀政治残余的崩灭与衰退，也可以说是这种最终反噬的渐进产物。
但是同样可笑的是，因为这些世家大族已经与李唐王朝捆绑太深而利益同体的缘故，到了这个王朝末期，反而是想要救亡图存最为中坚的力量，而很是涌现出一大批忠臣良将来。虽然依旧没有什么卵用了。
但是周淮安显然要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另一种让一切更加彻底的天翻地覆，也充满荆棘与艰辛的鼎革之路。所以需要尽量从一开始就尽量根绝和排除，各种旧势力的残余影响和流毒。
而这座钱塘城也不会例外的，然而情况又略有所不同。因为这里既有内陆那些名城大邑一般发达的水乡河网和灌溉农业，也有类比广州、交州之类繁荣的商品经济和河海贸易活动。
作为杭州的州治和境内首屈一指的大城和名邑，钱塘城以柳浦和吴山分别为新旧城的核心，构筑周回长约三十六里又九十步的数段新老城墙。
而城中新旧七十三坊总计有户四万七千，口二十一万有余，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家都在从事船运、行商或是丝织、造纸、金银匠做等工商业相关的行当。
由此产生的富家巨室比比皆是。因此站在高处望去可见，除了城坊墙围间连片乌棚灰瓦，还好些高低错落的亭台楼阁和园林的轮廓，散落、依傍在低矮吴山上下和新旧城交接腹心的小内城附近。
个中的主人，也是眼下的钱塘城中需要甄别和区分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中既有可言上溯到东吴孙权时代，朱张顾陆的吴中四姓；又有王谢袁萧，乃是两晋之交永嘉年间衣冠南渡的渊菽。
当然了历经岁月如歌摧折下来，既然“旧日王谢堂前燕”都竞相”飞入寻常百姓家“，能够留在杭州这边的也只是诸多旁支远宗中的家系了。对于现代人而言，也就剩下可有可无的一点情怀和猎奇而已。
然后又有徐沈周方等，前朝数百年间才从周边兴起的土户大族。自两岭、闽中渡海而来落地生根的陈林吴黄；在这里因为长期经营海贸和河运，而号称钱塘十六家的地域性商人群体。
当然了，因为古人“商而富置田，田多而治学，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他们大多没能够撇清干净屁股上的屎。最后能够通过初步的甄选和摸底，再被推举出来当作士民代表之一，到周淮安面前来陈情的也只有少数几家而已，
而他们的表现和态度，也将决定着城中许多同等人家的去留命运。究竟是被先审判后抄家式的清算，还是勒令举家迁移，还是接受就地的整改和闭门自省，或又是成为太平军在地方上新的协力对象，加入到治下的经济体系内来。
这次会见也被安排在城中最有名的会宴兼观景场所，南墙边外大堤用来钱塘观潮的望海楼了。这里最早甚至可以上溯到《史记-秦始皇本记》“始皇37年，东巡会稽，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的记录。
然后在秦观潮台的旧址上屡毁屡建至今已经是第五次了。最近一次还是焚于隋朝开皇十年的杭州杨宝英之乱，然后由初唐四大家之一的钱塘人褚遂良号召重建。
也算是天下诸多望海楼的同名建筑当中，颇为古老的所在之一。簇立在长堤边上一处旋阶而上的宏伟高台之上，八棱五重灰瓦漆彩的塔阁式建筑。
而从最底层的厅堂大阁开始，诸多缘柱上还题刻着历代名家的诗文，从最早初唐大家褚遂良的《春日侍宴望海应诏》，到当代被称为鹧鸪学士的郑谷所做《潮头诗》：
“浙江轻浪去悠悠，望海楼吹望海愁。
莫怪乡心随魄断，十年为客在他州。”
而今天无疑又要加上周淮安“新”做一副半对联子：“望海楼，望海流，望海楼上望海流，流芳千古千古流芳”。当他带着护卫抵达这里的时候，楼中的歌女正在琵琶、箜篌、芦笙竖笛的伴奏下，唱当地广为流传的《金缕衣。联选》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青天无云月如烛，露泣梨花白如玉。
子规一夜啼到明，美人独在空房宿。
空赐罗衣不赐恩，一薰香后一销魂。
虽然舞袖何曾舞，常对春风裛泪痕。
不洗残妆凭绣床，也同女伴绣鸳鸯。
回针刺到双飞处，忆着征夫泪数行。”
而济济一堂的城中父老和士民百姓的代表，也纷纷起身又拱手鞠身对着拾阶而上的周淮安齐刷刷拜倒下来。
“恭迎大都督的莅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