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继续道：“边疆游牧民族狡诈而凶残，打起战来也是不要命的。御林军新成立也是一支新军，战士们没有打过什么大战，硬战，这是软肋。”刘丹道，“我们的军队还很年轻，你们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将来我们要和西突厥、星月教硬碰硬干一仗，最后的结果会怎样还说不定呢。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没有高强的军事本领就不会有顽强的战斗作风。军事训练的过程，既是练就技能、战法的过程，也是练就作风的过程。你们将来如果进了御林军，带兵打仗，平时要多深入基层，了解战士们的思想动态，练兵养兵，其实养兵比练兵还重要，要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才能得到战士们的衷心拥护。”
一席话说得众人心服口服，茅塞顿开，唐九郎能打开这个一个大局面，果然有两下子。唐志也苦口婆心，希望能影响带动一大批人。世界上没有万世的帝国，万世的传承也很少，刘丹也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只是想建立一个相对好的制度，给后世打下一个相对好的基础。
崔家子弟知道唐志的很多学问都是来自于英格兰和亚特兰蒂斯大陆，于是问起了那个神奇大陆的奇闻轶事。
唐志当然是信口开河了，把西欧大航海、血腥的资本积累、英国和西班牙无敌舰队海战等等精彩故事都拿出来，把这些土着唬得一愣一愣的。说着说着，他突然想编写一本《西洋列国志》，把《大国崛起》和明清的历史全部搬到亚特兰蒂斯大陆，让他们见识见识近代工业文明和海外殖民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让他们也睁眼看世界。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段历史可以让他们直观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这头怪兽出来的时候，将给世界带了多么巨大的改变和灾难。
这场从西欧开始兴起的历史变革对亚洲两个超级大国产生了及其深刻的影响，一个是西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一个是东亚的我大清。因为奥斯曼帝国离西方最近，受到的冲击最早，被称为西亚病夫，后来列强到了震旦，于是东亚也成了另一个病夫。两者同样是老大帝国，同样受到冲击，同样决心变法，但是最终采取的方式不同，最终导致不同的结果。
震旦有个新文化运动，土耳其有个凯末尔世俗改革，把两者作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到共和国的过渡，就如震旦从大清到共和的转变一样的艰难曲折；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将军就如震旦的胡适、鲁迅等知识精英一样，希望以对传统文化破旧立新的态度来救国存亡、重振民族信心。
这两个国家曲折的现代化进程，都令其根深蒂固的社会系统和价值系统逐渐解体，滋生了其国内因传统文化缺失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破旧而难立新，破旧而未立新。”虽然土耳其和震旦的精英们都以“向西看”为目标，致力于摒除本国传统旧文化，不断地普及西方的新文化，但他们都未能如愿地以西方的价值观，完全替代本国的传统价值观，或者产生新旧融合的新价值体系。这两段艰难“向西”的进程折射出了这两个曾经灿烂辉煌的古老文明在现代化洪流中的徘徊与困境。
学习西方先进军事制度的精英最终掌握了土耳其的政权，其代表人物就是凯末尔。他认为西方的强大来源于其先进的政治制度，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又是建立在他们政教分离和世俗化社会的基础之上。所以按照他的愿景，土耳其若要走出二战失利与帝国解体的阴霾，必先开展社会与文化的世俗化进程。
与凯末尔的逻辑相同，震旦国内知识人广泛认为，西方的军事强大来源于其政治体制的优越，而其政治体制又是建立在其“优越”的文化基础之上。由于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涉及到宗教、语言、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由知识精英推动、以对待语言教育和传统宗教为中心的改革倡导。
凯末尔废除官方和民间传统宗教组织的决定，与震旦知识精英等对儒家伦理的批评十分类似。奥斯曼帝国的宗教不仅有宗教上的意义，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了传统伦理观的道德标准。
虽然儒家并不同于土耳其等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儒家价值是两千年来维系着中国民间社会的精神力量，其概念已经渗入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政治上，凯末尔以军队为后盾，顶住巨大的压力，废除了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从而彻底瓦解了宗教权威的基础。
在法制上，他废除了宗教法，取缔了宗教法庭，颁布了以民主共和制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宪法，建立了以欧洲大陆法系为蓝本的现代化法律体系。
在教育上，他用现代化的世俗教育取代了神学教育，以国家法令的形式规定学校必须在监督之下教授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思维方式。废除了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语改用拉丁字母，一切出版物禁止使用阿拉伯语。
在社会习俗上，他禁止在清真寺以外的地方进行宗教活动或穿着宗教服装，要求男性脱掉传统服装改穿西装。
这一改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的****，一样的狂飙急进，一样的成果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短短二十年，凯末尔就建立了一个与阿拉伯文化彻底切割的西方化的现代土耳其国。
但是，像绝大多数后进国家的改革一样，土耳其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这里的“上”指的是凯末尔为首的少数精英，他们大都具有西方教育背景，希望通过西方式的世俗化改革使土耳其彻底摆脱传统宗教社会的生活方式，从而融入他们认为的“唯一”的文明——欧洲文明。
而“下”，则是占人口90%以上的虔诚的教徒，他们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内陆，对西方不甚了解，极端保守，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
从凯末尔当初迁都安卡拉就可以看出，这“上”与“下”之间存在偌大的鸿沟，无论凯末尔缔造了怎样世俗化的政府、法院、大学、军队，这些虔诚的宗教教徒都无法真正的世俗化，指导他们的永远不可能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民主理念，而是1300多年前起源于麦地那的古老信仰。
建国后的两个国家走到这一步，算是有了一个良好的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但是两国的政党在这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最终土耳其选择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给了保守的宗教势力反扑之机，也即将最终导致土耳其世俗化的彻底失败。
凯末尔世俗化改革的核心是西方现代主义，而现代民主是西方式的现代主义最重要的核心内容。于是土耳其在1945年开始建立多党制的政治体制，24个反对党成立，不少政党在纲领中强调了宗教传统价值观甚至是原教旨主义原则的重要性。
1946年，民主党成立，他们被看成是将普通民众由政治精英主导的世俗化改革中解救出来的“救世主”，并获得大量支持。1950年，民主党掌权，宗教传统价值观被再次提起。
1960年，凯末尔主义者主导的军方发动政变，扞卫世俗化改革成果，权力再次回到坚守世俗主义亲西方的军事和官僚精英手中。
1971年，宗教运动复兴，极端主义不断增长，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军方再次政变。
……
忠于凯末尔主义的军方不断发动军事政变来纠正民选政府的宗教复兴运动，这样就形成一种悖论：要世俗化改革，就必须实行民主。要实行民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赞成世俗化改革的普通民众就会掌握权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赞成世俗化改革的普通民众掌握了权力，世俗化改革就要失败。一旦世俗化改革失败，土耳其社会自然又要再宗教化。在这种两难困境的约束下，土耳其的历史恰好形成了一道U型弯。
问题在哪呢？西方的民主启蒙运动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期间还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呢？大多是还是封建、宗教的专制国家。现在你突然改变了，大多数人的内心是抗拒的，他们还是喜欢回到原来的价值观念，生活秩序。
现在你们来了个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那正好合我的意。在中东、东南亚包括埃及和南美，所有实行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的国家最后都陷入了混乱，也包括后来的独联体国家。
而与之相反，震旦非常巧妙地避开了西方这种民主制度的陷阱，犹如神助，可谓天佑中华。当年震旦的领导人也是看到一人一票民主制度的乱象，当时东欧解体的时候实行民主改革，一夜之间1000多党派冒出来，简直是群魔乱舞。后来又来了个阿拉伯之春，把中东全部搞乱了，埃及军方很不错，坚决镇压，这才没有波及到。最后越南好死不死也学这一套，等待他们的也将是社会动荡。
古代震旦中央政府对于如何管辖庞大的帝国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春秋时期的《管子·法禁》规定下列行为是禁止的：
“拂世以为行，非上以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国者，圣王之禁也；
饰于贫穷，而发于勤劳，权于贫贱，身无职事，家无常姓，列上下之闲，议言为民者，圣王之禁也。
审饰小节以示民，言大事以动上，远交以踰群，假爵以临朝者，圣王之禁也。
守委闲居，博分以致众。勤身遂行，说人以货财。济人以买誉，其身甚静，而使人求者，圣王之禁也。”
大家看看这些圣王禁止的东西，都是民主制度下那些结党营私的参选的家伙经常干的。“非上以为名”，这是攻击政府或者官员取得名声；“议言为民者”，这是政治动物，打着为民请愿的旗号专门吃政治饭的；“审饰小节以示民，言大事以动上。”这是沽名钓誉者；“济人以买誉”，这是花钱收买人心的。这么多行为都要禁止，为什么？恰恰正是动乱之源，而那些西方民主特别推崇这玩意儿。
当然，有人说一党制不好，那么多党制就好吗？人性中恶多善少，生活在最底层的人都是满腹牢骚、对现实不满的，没有处在权利中心的家伙也是心怀鬼胎的，这就是人性。如果没有一个政治组织，这些人也就发发牢骚算了，如果组织起来，那就要搞事，集会、游行、或者暴力，思想化为行动。
换一届政府也是一样，没人会对现状满足的，这就是动乱之源。只有一个党，那么这个党也许能代表巨大多数利益，而多党制就决定了它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因为你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
而且很多问题不是投票表决能解决的，南美洲国家大多实行选举，他们经济发展了吗？都穷得鬼一样。震旦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去一人一票？
震旦5000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如何掌控一个庞然大国的经验，不管是什么政治制度，社会的稳定是第一位的，没有这个，你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用，你说那是美丽的风景线，到头来这道风景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这么多年世界动荡，只有震旦稳如磐石，就是最好的证明。
传统是无法割舍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根，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是深植于民族意识深处的群体无意识。没有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没有五千年传承不断的民族历史，没有道释儒三足鼎立，震旦什么也不是，泯然于众，被西方所左右，更不用说复兴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