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继位。
张居正被擢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正式进入内阁，
成为明王朝权力核心的一员。
但隆庆年间的内阁并不稳定，甚至可以说是混乱，以至于首辅之位都时常易主。
徐阶被高拱取代后，张居正为次辅。
但在隆庆朝中后期，高拱与张居正的合作还是相对和谐的。
这主要是因为两人都怀有改革弊政的雄心，
且都具备强硬的政治手腕，
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
“张居正能够在如此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屹立不倒，并逐渐攀升至内阁次辅的地位，得益于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即使在阁臣之间争斗激烈，甚至发生公开冲突的情况下，
他依然能在朝堂上游刃有余，
这种圆滑和政治智慧，在专业的政客中也堪称一流。
比起高拱，张居正还要更工于心计。
但朝廷的权力格局，不允许长时间存在两个并驾齐驱的领导者。
因此，高拱和张居正之间必然有一人要退出权力的舞台。
由于隆庆皇帝对高拱怀有特殊的信任，张居正即便有心争夺也无从下手。
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隆庆六年（1572年），
隆庆皇帝驾崩，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万历皇帝。
张居正看准时机，
联合宦官冯保和李太后成功排挤走高拱，
终于登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
也开启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十年！”
“张居正他并不是百姓眼里的好人、好官，
但同样，他也不是完全的坏人。
他是一个复杂的官，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臣。
张居正作为首辅期间，
他的权力空前壮大，
甚至到了皇帝都不敢直呼其名的程度。”
有百姓忍不住吐槽起来，
“这样的人，不就是所谓的权臣吗？”
“而且他还贪污，要生在洪武帝时期，怕是已经被剥皮实草了吧？”
“好人？好人能完成改革吗？！王安石变法最后成了什么样，你们心里没点逼数吗？”
“能上名相榜，张居正肯定是有巨大贡献的。
但他又有权臣和贪墨的嫌疑，
也难怪苏上神要说他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在百姓们的议论声中，视频继续播放，
“张居正或许没有于谦那样高尚的品德，和力挽狂澜的伟大。
但从实际政治影响和作用来看，
他的贡献却更为深远和广泛。”
“张居正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便是他所推行的改革。
早在嘉靖年间，张居正便通过《论时政疏》初步展现了他的政治主张。
而在隆庆二年（1568年），
他又进一步呈上《陈六事疏》，以更为恳切和全面的建言，详细阐述了他的治国理念及改革方案。
这份奏疏不仅标志着他改革思想的成熟，
也成为了他后续推行全面改革的初步蓝图。”
“针对当时官场的积弊，
张居正主要提出了六条挽救时局的改革主张：
1、省议论：少言空谈，务实躬行；
2、振纲纪：整肃纪纲，严肃法章；
3、重诏令：令行禁止，重视效率；
4、核名实：整顿吏治，严明考核；
5、固邦本：轻徭薄赋，安民富民；
6、饬武备：整顿军备，加强国防。
尽管这些建议直击时弊，非常有针对性，
但在那时候，张居正的政治地位尚不足以支撑他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直到万历年间，他才获得了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的历史机遇。”
“我们都知道，财政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但自从明朝建国开始，财政便一直是困扰大明朝的难题之一。”
看到这句话，老朱的嘴角不禁抽了一下，随后低声咕哝了一句：“怪我咯？”
旁边的马皇后冷不丁回了一句，“难道不是吗？”
顿时把老朱噎了个半死。
朱棣是非常认同这句话的，
所以这更加坚定了他东征倭国，抢占矿藏，打通海上贸易路线的决心。
朱由检苦笑着望着光幕，说道：
“大明传承到我手上，可是经历了万般风雨。
而且到我手上时，它其实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破船了。”
视频里，苏治继续讲解道，
“由于长期的抑商和禁海政策，明朝的财政状况一直令人堪忧。
特别是到了万历年间，
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
朝廷财政危机不断加深……
外敌步步紧逼，内部动荡不安，
国家已经真正处在了‘危急存亡之秋’。
可那时候的明朝政府，
除了张居正，根本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更别说来解决它们了。
直到张居正担任首辅后，
他才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总结，
精准的概括出了当时的五大积弊：
‘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维修，曰财用大匮。’
同时，针对这些问题，张居正开始实施起了全面的改革。”
“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维修，曰财用大匮！”
寇准跟着苏治的话轻声默念了一遍，随后忍不住叹息道：
“这些，不也是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着的难题吗？陛下、太后……唉……”
宋徽宗赵佶人忍不住轻声说道：“总结的很有道理，朕要把它记下来下来，算是留给我大宋后人的警训。”
秦始皇嬴政向李斯问道：“这些都记下来了吗？”
李斯回道：“都记下来了！这些，可都是来自后世的宝贵经验教训啊！”
视频继续播放，
“张居正改革的十年大致分为前后五年，两个阶段。
前五年：
张居正的主要目标，是使改革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他改革的重心，是从政治上加强集权、整顿官吏。
以‘尊主权，课吏治，行赏罚，一号令，强公室，杜私门’为方针，
创造性地提出了‘考成法’，
即严格考察官员们的工作，
并要求官员定期向内阁报告工作情况。
有效地提高了内阁实权，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后五年，
他的目标在于富国安民，
主要措施是清丈全国田亩并推行‘一条鞭法’，
并改变赋税制度，
厚商利农，发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