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质多王朝落幕之际，南亚大陆东海岸的其他国家或部落一样，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变。
强大的华朝军队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连战连捷，但临海的众多小国和部落都纳入了华朝的版图之内。
泰米尔人各部落、耽摩粟底国、潘地亚王国、阿努拉德普勒王国（今斯里兰卡岛）等等，这些国家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与文明，或繁荣或强盛。然而，在华军那几乎可以称为降维打击的军事力量面前，一切抵抗似乎都显得那么无力。
热武器与冷兵器之间的巨大代差，就像是现代文明与原始社会的碰撞，让华军的每一步推进都如同摧枯拉朽，无人能挡。即便是如百乘王朝这般横跨东、西海岸，人口多达上千万、国力雄厚的庞大国家，其东部沿海的繁华都市也逐一沦陷，成为了华朝的领地。
到太平廿五年（218年）的冬末，整个南亚大陆东海岸纵深两百公里的区域，已然都成为了华军的领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华军的旗帜如同片片红叶，在冬日的寒风中猎猎作响，而那激昂的号角声，更是穿透云霄，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天竺大地，这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此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恐惧。昔日高高在上的各国国王与贵族们，如今却如坐针毡，夜不能寐，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与恐惧。
华军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这个问题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为了寻求一线生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纷纷派遣使者，带着贵重的礼物与谦卑的姿态，试图联系华军，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至少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到一丝喘息的机会，避免彻底灭亡的命运。
然而，华朝征服天竺、一统全球的目标是皇帝张循定下的，不可能因任何人的游说而改变，这些努力显得微不足道又徒劳无功。
其实，无论谁赢谁输，战争中最无辜的受害者永远是老百姓，他们的命运更加无法确定。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乱，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与危险的逃亡之路。他们渴望找到一片安宁之地，一个可以让他们远离战火、重建家园的地方。
但在这个乱世之中，真正的安全之地又在哪里呢？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人群，到处都是绝望与哭泣的声音。
当然，在这混乱与恐惧之中，也有一些人保持着相对的冷静与理智——那就是见多识广的商人。
他们凭借着对世界的了解和对华朝文化的认知，成为了这场风暴中的“智者”。他们知道，华朝是一个讲究礼仪与法治的国家，对于主动投降、遵纪守法、不捣乱造反的人，通常会给予宽容与保护。
于是，他们开始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中传播这一信息，鼓励人们保持冷静，遵守华军制定的战时规则，就能在华军的统治中找到生存的空间。
对于华军而言，虽然他们的军事力量足以征服更远的内陆地区，但后勤补给的限制却成为了他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远离海岸线的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依靠海上运输的弹药和后勤物资难以及时到达。
因此，华军暂时放缓了向内陆深处的进攻步伐，转而着手稳固已占领的沿海地区，并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来逐步建立自己的后勤体系。
随着天竺东海岸沿海城镇的逐一占领，华朝的商人们也紧随其后，他们带着商品和资本，乘坐着坚固的船只穿越海洋，来到了这片新的土地。
这些商人不仅带来了华朝的商品和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着手帮助天竺地区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工商业系统。从修复破损的港口到重建市场，从恢复农业生产到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华朝商人的到来，为天竺地区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竺地区的后勤物资供应逐渐得到了改善，华军需要长途跋涉运送的物资大幅减少，可以通过海洋贸易的商业网络获取所需。
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华军的作战效率，也减轻了后勤压力，使得华军能够更加专注于军事行动本身。而这一切的变化，都在悄然改变着天竺地区的政治格局和民众的生活状态。
在这片被战火洗礼过的土地上，一个新的秩序正在慢慢形成，一个融合了华朝文明与天竺文化的新时代，正缓缓拉开序幕。
在成功稳固了南亚大陆东海岸纵深两百公里的领土后，华朝海军并未停下脚步，而是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绕过南亚大陆最南端，进入了浩瀚无垠的阿拉伯海。
华朝海陆联军犹如锋利的剑刃，直指阿伊王国、哲罗国、阿布罗王国以及百乘王朝的西海岸防线。同时，还要威慑帕提亚（安息）帝国、西萨特拉普王朝，以及大月氏（贵霜帝国）那些临海城市的咽喉，让这些原本蠢蠢欲动、意图支援大月氏首都巴格拉姆的势力，不得不重新掂量自己的实力与立场。
与此同时，从西域长途跋涉而来的吕布西部军区大军，不仅要面对大月氏残余势力的顽强抵抗，还需沿途接收并整顿吏治，确保新占领区的稳定。加之冬季山区恶劣的天气条件，使得行军速度大受影响。
因此，直到太平廿六年（219年）的二月底，吕布大军才终于抵达了那座坐落于兴都库什山山脉深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大月氏首都——巴格拉姆。
巴格拉姆不仅是中亚与南亚大陆交通的枢纽，更是大月氏政权的心脏。它见证了无数商贾往来、文化交融的辉煌岁月，也承载了大月氏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然而，自华军攻入大月氏以来，这座城市的命运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居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离了这片曾经的乐土，只留下十几万无助的百姓和二十多万心怀忐忑的军队。
首都的军队数量竟然超过了百姓，这无疑是一种讽刺，也是战争残酷性的真实写照。
那些选择留下的百姓，并非不惧怕战争带来的灾难，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逃无可逃。更何况，关于华军的传言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丝希望——华军仁义，不屠城，只要百姓安分守己，不触犯华军的战时管制制度，便能保住性命。
这种传言，虽然无法完全消除他们内心的恐惧，但至少给了他们一个留在首都、没有胡乱逃亡的理由。
至于巴格拉姆及其两座卫星城市中的守军，他们原本寄希望于天竺诸国的援助，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来抵御华军的进攻。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沉重的打击。
华朝海军在南亚大陆的强势行动，以及随后对天竺东海岸沿线国家的征服，彻底震慑了天竺诸国。这些国家自身难保，根本无暇顾及大月氏的困境。他们既要守护自己的国土，防止华军的进一步侵略，又要考虑如何在必要时向华军投降，以保全自身的利益。
因此，除了距离巴格拉姆较近的身毒王朝和古宁陀王国象征性地派遣了少量人员和物资进行支援外，其他天竺国家均选择了沉默和观望。
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让巴格拉姆的守军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他们深知，仅凭自己的力量，恐怕难以抵挡拥有步枪大炮的华军凌厉攻势。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主战派们也没有放弃抵抗的念头。毕竟，这是他们的家园，是他们的信仰和尊严所在。同时，他们也不愿意放弃现有的特权和利益。
但这只是贵族奴隶主们的想法，对普通的士卒而言，他们心中充满了不安与焦虑。他们原本以为，凭借着坚不可摧的城墙和充足的粮草储备，能够在守住国都巴格拉姆，扞卫大月氏的荣耀与尊严。然而，现实却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华军那如铜墙铁壁般的封锁线，如同一条无形的枷锁，紧紧扼住了巴格拉姆通往外界的咽喉。
在天竺诸国的援助并不顺利的情况下，即使华军占着山下通道按兵不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格拉姆城内的粮草物资也终将耗尽。到那时，这二十多万大军即便不被敌军直接击败，也会因为饥饿和绝望而自行崩溃。这种无声的威胁，比任何直接的军事打击都要来得更为致命。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大月氏的国王波调是最大的投降派。他的态度不仅让将士们感到恐慌和不解，更严重削弱了军队的士气。许多原本决心与华军决一死战的将士，在国王的动摇下，也开始动摇起来。
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战？是为了守护这片土地，还是为了一个已经失去信念的君王？
太平廿六年（219年）二月廿七日，吕布、张飞、孙策率领着华朝大军抵达了巴格拉姆城下。
这座贵霜帝国的首都，以其依山临河的地理位置、坚固的城墙和深邃的护城河，展现出了贵霜帝国的威严与辉煌。与西域各国相比，即便是乌孙、大宛这样的强国，其首都的城墙坚固程度也无法与巴格拉姆相媲美。
然而华军却并未因此而感到为难，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手中的热武器是跨时代的存在，是足以改变战争格局的利器。巴格拉姆城中那些没有亲眼见过火炮威力的大月氏人，根本无法想象这种武器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吕布等人对于攻下巴格拉姆充满了信心，他们一路行来已经无数次见证了自家火炮武器的威力，深知这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城市，在火炮的轰鸣声中，终将化为一片废墟。
然而，即便如此，吕布也并未完全放弃劝降的可能。吕布知道，如果能够通过劝降的方式，让大月氏人主动打开城门，那么不仅能够减少炮弹的消耗，更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毕竟，炮弹从国内经过河西走廊、西域，再绕一大圈运送到这里，其中所耗费的财力和人力都是巨大的。虽然华朝海军舰队如今已经占领了大月氏在阿拉伯海的沿海城市，可以从海上进行补给，但距离巴格拉姆仍然有着不短的距离。
因此，如能劝说巴格拉姆的月氏人直接献城投降，节约一些炮弹，终究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