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杨奉军被刘备军几乎全歼，顾南行率军进入鲁县，将杨奉军掠走的粮食用于安民。而相应的，泰山郡守甄俨也轻易的带领少量人马就占据了卞县，全面控制了整个鲁国的北部。
而袁氏不得不从沛国征发更多的兵力，协助山阳郡保卫高平到南平阳一线，尽量阻止刘备军南下。而由于整条泗水北部都被刘备军控制，袁氏想要再夺回这些区域，那就几乎是做不到的事情了。
等到鲁国战线彻底稳定下来，时间已经进入到了四月。此刻，其他四路袁氏大军都已经开始了全面进兵。
张燕的大军从蹲求出发，已经兵进东武阳，但是却在当地设防，一步也不肯向前进，相反的踟蹰不前。公孙瓒的兵马则是从河间国南下，进军渤海郡治南皮，可南皮城下田豫率领五万人守城，公孙瓒根本就攻不下来。至于从鄄城出兵的孙坚，并没有直奔东阿，而是进军范县，试图徐徐而进，可刘备亲自前往范县与其对峙，让孙坚军是无法前进一点。
而就在这僵持之中，陶谦所率领的大军总算是完成了准备，从郯县开始向琅琊方向进军。这并非是陶谦蓄意要拖延，而是要应对黄忠的进攻。
整个三月，有好多次，陶谦甚至想直接就发兵与黄忠决一死战。但是，这显然就是黄忠想要的，在有利的条件下与以步兵为主的陶谦军进行异常决战。
要知道，多三千精锐骑兵能够带来的影响，远超三千步兵。一旦劣势兵力进入到骑兵擅长发挥的地形里，那可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所以每一次行动，陶谦都不得不大军出动。先把缯山到羽山之间的防线建立完善，保证己方大军能够自由行动，才开始向北进军，以全部的五万大军，向着琅琊郡治开阳前进。
而黄忠面对陶谦这种谨慎的对手，只能是合兵一处，把大军集结到即丘，与陶谦决一死战。
这个过程说起来平平无奇，但是实际上背后的博弈可能比真正的战场上都要惊心动魄，都要危险重重。
陶谦还没有垂垂老矣的时候，其行军布置的心思细腻程度也是可见一斑。能够让贾诩和黄忠不得不接受一场，以劣势兵力，在顿丘这个地方迎击陶谦军就很说明问题了。
当然，这背后也不是没有代价，陶谦对于除了作战的主要区域，也就是缯山到羽山这段关键防线之外的区域完全无视，也让整个东海郡之中，许多原本就和糜氏暗通款曲的官吏更加倾向于加入到刘备军的队伍之中。
只不过，这一切实现的前提是，刘备军能够击败看上去强大无比的陶谦大军。
实际上，大多数东海人都并不看好刘备军。
说刘备军战必胜，那也只是一些遥远的故事，谁知道是不是吹出来的？可陶谦丹阳兵坐镇徐州，每战必克，匪军溃不成军是他们亲眼所见。尤其是东海人，可是眼看着大批黄巾军在被陶谦击败以后，逃亡泰山郡。
而且就在不久之前，都说刘备军的骑兵天下精锐，黑衣骑兵弓马无双。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横行东海，在面对陶谦的丹阳精兵的时候，也都没有正面抗衡，而是选择了撤走。
甚至于许多丹阳兵统帅，例如曹豹等人，都认为陶谦过于谨慎，他们丹阳兵足可以与刘备军精锐相抗衡。
甚至许多丹阳兵还记着在凉州时候刘备军“抛弃”他们的旧日仇怨，要刘备军“血债血偿”。
而对于黄忠军而言，虽然除了黄忠和贾诩之外，大多数新人都没有经历过与陶谦军一起进行过得凉州之战。可是，军官们在刘备军军事课程上，都对对手有着一定的了解，知道对方的特点。
尤其是在军中有了高顺和他的陷阵营之后，陷阵营一千精兵，倒是经常给其他刘备军充当对手，以演练对抗丹阳兵的时候该怎么做。
这一手演习的办法虽然最初的想法来自于顾南行，但是军中怎么实施一直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直到刘备和孙坚三场比斗，才算是打出了样式，让刘备军中新增了一两项全新的训练科目——比武和演习。
面对丹阳兵这种勇悍异常，又因为同乡情谊而不吝惜死战的精锐步兵，在演习之中，黄忠总结了战法——堕其锐气，破其背后。
对付这种敌人，就得先迫使他们进攻的锐气削弱，然后再通过背后袭击，先让他们自己崩溃才好拿捏。
但是在顿丘这一战里，刘备军数量处于明显的劣势，想要实现这一战术并不容易。
不过，黄忠藏了一手杀手锏，就是他亲自训练的三千弓箭手。这批弓箭手大多是原本聚啸山林的盗匪，被刘备军摧垮之后进行了整编和训练，让他们成为了军中弓手。
在大量的弓箭培养和黄忠的教学之下，这些人完全可以实现在己方阵线之后大量杀伤对手的目标，甚至可以随时拿起佩刀与敌人上阵厮杀。
这些弓箭手，加上高顺的一千陷阵营，就是黄忠给陶谦准备的惊喜组合。
至于贾诩，他则是为刘备军和陶谦军选择了一片战场。
这里聚集顿丘城五十里，是一片颇为适合野战的宽阔地域，东边有山，西边有水。想要进攻顿丘，这就是绕不开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这里几乎就处在东海和琅琊交界线的附近，贾诩选在这里交战，几乎就和邀请也差不多了。
要么你沿河下寨，与刘备军对峙，把战事拖长，拖到粮尽兵竭，要么你与我一战，决定琅琊归属。
这对于颇为自负的丹阳兵来说，是一种奇耻大辱。对手看不起你，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们觉得这是耻辱？
他们此刻还没有被曹操反复打败，陶谦也并非后来对军纪和战力都无所谓的虚弱老人，丹阳兵还称得上是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强军。
这支军队的主人陶谦，自然也对自己的精锐颇为自负。更何况陶谦也并不想浪费太多军粮在毫无意义的对峙之上。
于是，陶谦和贾诩约定在四月初四，两军正面展开一场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