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门阀政治成为其政治格局的显着特征，这一政治形态与当时的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对西晋的兴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门阀政治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自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势力逐渐崛起，他们在经济上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通过庄园经济的经营，实现了自给自足，并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在文化方面，这些家族重视子弟的教育，涌现出众多饱学之士，世代传承儒家经典和文化知识，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和学术传统，从而在文化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本意虽在于选拔人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逐渐被世家大族所掌控。中正官多由士族出身者担任，他们在评定人物品级时，往往偏袒本家族及同阶层的子弟，使得门第成为了选拔官员最重要的标准，而个人的才能和品德则被置于次要地位。这就为门阀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士族门阀借此得以垄断仕途，将政治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西晋建立后，门阀政治进一步发展并达到鼎盛。司马氏政权本身就是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建国后对士族门阀采取了优容和拉拢的政策。在政治上，高级官职几乎被士族子弟所垄断。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颍川庾氏等家族，其成员世代为官，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他们相互联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利益集团，通过家族之间的联盟来巩固自身的地位和权力。在经济上，门阀士族享有诸多特权。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庄园。这些庄园不仅拥有广袤的耕地，还包括山林、湖泊等自然资源，园内设有各种手工作坊，能够生产满足庄园内部需求的各类产品，甚至还拥有私人武装，以维护庄园的安全和秩序。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强大实力，进一步增强了门阀士族的独立性和政治影响力。
门阀政治的盛行导致了西晋社会矛盾的激化。首先是阶级矛盾的加剧。士族门阀通过各种手段掠夺土地和财富，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佃农们承受着沉重的地租剥削，往往辛勤劳作一年，所得却难以维持生计。而流民则四处漂泊，生活毫无保障，他们在社会的底层挣扎求生，对士族门阀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一旦遇到天灾人祸，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农民便极易爆发起义，对西晋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例如，在西晋末年，就爆发了多起流民起义，如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他们在蜀地聚众反抗西晋的统治，沉重地打击了西晋在当地的政权机构，也反映出阶级矛盾的尖锐性。
其次，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矛盾也十分突出。在门阀政治下，庶族地主虽然在经济上有一定的实力，但在政治上却受到士族的压制，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他们的社会地位远低于士族，在文化教育、社交礼仪等方面也受到士族的歧视。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使得庶族地主对士族门阀充满了怨恨和不满，他们渴望打破士族的垄断，争取自身的政治权益和社会地位。然而，在门阀政治的强大壁垒面前，庶族地主的反抗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再者，民族矛盾在西晋时期也日益尖锐。西晋时期，周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他们与汉族杂居在一起。然而，西晋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歧视和压迫的政策。少数民族民众不仅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和徭役，还时常受到汉族地主和官吏的欺凌。例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他们原本在自己的聚居地有着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但内迁后，却在西晋的统治下失去了自由和尊严。这种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情绪，最终导致了“永嘉之乱”的爆发。匈奴族首领刘渊以“恢复汉室”为旗号，起兵反晋，得到了众多少数民族民众的响应。他们在中原地区纵横驰骋，迅速摧毁了西晋的统治秩序，西晋由此走向灭亡。
此外，门阀政治还导致了西晋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士族子弟凭借门第出身即可轻易获得高官厚禄，因此他们往往缺乏进取精神和政治才能，在为官期间，更多地关注自身家族的利益和个人的享乐。他们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在朝廷中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例如，在晋惠帝时期，贾后与宗室诸王之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引发了“八王之乱”。这场长达十六年的内乱，使得西晋的国力消耗殆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而门阀士族在这场内乱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纷纷卷入其中，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
西晋的门阀政治与社会矛盾紧密相连，门阀政治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而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又反过来冲击着门阀政治的统治基础。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使得西晋王朝在内外交困中走向灭亡，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合理的政治制度、公平的社会结构以及和谐的民族关系对于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