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出的方略重点就在于，对白银流通量的改变。
一方面，我们需要向北方民间市场注入白银，一方面我们需要打击江南的粮价。”文郦的话让所有商人都摸不着头脑，什么叫向民间注入白银？
张辉彦不同于那些久经世俗磨练的长辈，见无人敢问，郑重地向文郦提问道，“文大人，后一句话我们还好理解，前一句是什么意思，向民间注入白银，是让我们做什么，总不是要我们把白银换成铜钱，做汇兑生意吧。”
其它商人们对于张辉彦的问题格外关注，都将目光放到文郦身上。
“张公子，根据资料记载，前明嘉靖年间，银铜兑换比为1两兑换700文，到了崇祯末年，银铜比来到了1:2000。
本朝通过对云贵铜矿的开发，将银铜兑换比维持在1:700至1:1000，以求币值稳定。如果我要你们直接进入兑换买卖领域，只会导致兑换比向1:700靠拢，甚至更加糟糕，到时你们除了亏钱，还会有什么好结果？”文郦轻笑一声，对于商人们犯傻式地提问，他反问一句，“我想你们知道的，今年的粮食缺口大于往年，就在于北方有部分土地改种收益更高的棉花。
我们原先的预计是将采收的棉花运到江南的棉纺作坊，制成成衣，再返销北方。如今情势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此事的运作，向北方民间注入白银。”
张辉彦和一众商人犹疑万分，静听文郦下面的计划。
“棉花的收益高于粮食，就意味着农户每卖出一亩的棉花，其价格要高于一亩的粮食。
以直隶保定府举例，普通年份小麦每亩可收0.8-1.5石，每一石价格在0.8-1.2两，每亩收益为0.64-1.8两；而棉花每亩产量为30-50斤，每斤价格维持在0.03-0.05两，每亩植棉地的收入约为0.9-2.5两。
这中间每亩可以差到0.4两，按照保定府的统计，自耕农户中，拥有土地10亩以下者与10亩至40亩者各占自耕户的4成，取低值计算，一个拥有10亩土地的自耕农，改种一季的棉花，可以多得4两。
而农户基本上采取“粮棉兼作”策略，平衡日常口粮需求和经济收益问题。
各位，四两意味着什么？”文郦环视堂内众人的脸色，“当然这只是最为的理想情况，但也很好了。关于这一部分，诸位还有什么疑问？”
下面的商人们交头接耳，议论了好一会儿，推出梁元赞来提问，“文大人，棉纺生意我们自然觉得不错，不过我们还想问问，打击江南粮价的行动。”
文郦看出这群人的顾虑，也不在意，继续解释，“打击粮价就很简单了，把手里原先预计北运的粮食，就地砸给士绅们看。”
“文大人！那北方的粮食缺口怎么办，到时粮价飞涨，可是会弄出大事来的。”下面一人疾呼。
文郦忍不住地笑，“怎么，你们也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想替朝廷里的诸位相公分忧？”
刚才还激动的那人听到这话，马上缩了回去。
文郦也不继续言语为难，“关于刚才的问题，我们可以回到开头讲的，现下的竞争对于任何人都是无益，但真正参与到其中的，只有我们和他们，朝廷和百姓都是旁观者。
虽然百姓不重要，但朝廷的看法很重要。
粮价高涨，虞公是决计不允许的。如果我们选择放弃北运粮食，所有的粮食缺口交由士绅们来填补，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只会不断上涨以试探虞公和朝廷的忍耐限度，在得到警告后，在接近忍耐线的价格位置徘徊，赚取高额的利润。
但这是我们所不允许，并且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我们选择放弃北运粮食，改为抛售打压。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的对手能不能吃下，以及他们会按什么价格吃下。
粮价是由市面上流通的粮食供给数量决定的，我们将本计划北运的粮食就地抛售，我们会承受先期买入时的高成本所带来的些许亏损，但我们自有的粮食是完全享受了士绅们惜售所带来的高利润的。
诸位信不信？”
商人们中还没经历过这种大风波的，已经额头流汗不止，汗巾都湿透了，这他妈那是买卖粮食，简直就是打仗。
白崇寓听了一路，到了此处，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当然相信，可把粮价砸地那么低，他们全部吃进去，再转卖到北方，是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的。”
“全部吃进？”文郦对于白崇寓的稚嫩，感到好笑，“白公子，你恐怕从来都不知道江南的粮食市场是个什么情况吧？
朝廷每年从南方征调的漕粮约为四百万石，而北方其余缺额都是由南方通过民间交易运输的形式补足，其缺额大致在两百万石上下，我们占据的份额是多少？
现在是五月，我们手上至少还有六十万石粮食，江南米市的交易粮价平常年份是每石一两，丰年时能到每石0.9两，如今南北除陕甘有旱灾，其余省份都是平常年份，江南士绅借着北方粮食缺口增大、辽东战事进行、惜售囤积粮食，将江南的粮价炒到了每石1.6两，六十万石就是一百万两。
我们抛出去的是粮食，收回来的是现银，敢问在坐的那位，愿意在今年收入还未完全回笼的情况下再掏这么一大笔的现银？”
文郦的话并未说全，江南本地每年的粮食需求至少在七千二百万石到八千万石之间。但江南本地产量在桑棉作物日益扩张的情况下，多年都保持在两千万石左右，其余部分中光是靠江西、湖广的粮食输入，就有一千五百万石。
而做北运粮食买卖的，粮食来源只能是江南本地产粮。原因很简单，他们在乡间收粮属于一级市场交易，放到米市上属于二级市场交易，而湖广、江西的粮食输入已经属于二级市场交易了。
如果他们从米市上买入粮食再贩运到北方，就属于第三手交易了，不论商人从米市上购入的粮食是江南本地的，还是湖广外输入的，在同行竞争中就天然处于下风。
而这里讲北方的粮食缺口主要是山东、直隶、山西一带，靠近陕西、河南一线的粮食缺口是直接由湖广的陆路运输补足。
江南本地粮食产量中的两千万石中在抛去自给自足、漕粮征收以后，留给粮商们的空间是很有限的。三百万石是这个空间的上限，而且只有在北方闹粮荒，粮价到每石3-4两的情况下，才有这样的规模，多的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户认为将口粮卖出而从米市上买入后还有盈余时才会发生的。
而当北方的灾荒特别严重的时候，粮商们见利润空间增大，才会从江南米市的二级市场上购买粮食。
堂内众人讨论的就是这二百万石的粮食买卖交易，而对于这两百万石的市场容量而言，六十万石是极为庞大的数量了，他们和囤积粮食的士绅都属于这个交易市场的庄家。
现在是五月，一级市场价格在士绅的囤积下来到了每石1.6两，而且看不到停止上涨的趋势，这意味着江南二级市场的价格会到每石2两以上，如果他们转而在二级市场上出掉这批粮食，即使扣去价格浮动带来的差值，最后落袋为安也有文郦讲的一百多万两。
“我们选择就地销售，那么士绅们面对的环境就完全变了。
一是北地的粮食缺口得不到满足，在粮市已经涨价到每石1.9两的情况下，之后会变成多少？”文郦的问话很轻松，可众商人骨子里只觉得冷。
“此时百姓只会体会到战争所带来的生活困苦，起初他们或许还会接受，因为虞公的新政措施，他们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手里头还有一点积蓄，但随着时间的累积，总会反应出来。
这个时候虞公一边看着通州仓的储粮不断被消耗，一边感受到前期新政带来的益处被抹平，朝廷会站在那一边已经很清楚了，总不会是那些完全掌握了粮食买卖的江南士绅们一边。
做到这一步，就意味着我们胜利了一半。
因为士绅们根本拿不出、也不愿意拿出那么多粮食，来卖。当北方粮价高企，他们为了赚钱而增大北运粮食的数量时，如果采取从米市买粮的方式，那么很不幸，这只会加剧北方粮价的继续上涨。
这还不算结束，如果我们通过棉贸，向北方注入白银........”
文郦的停顿引来张辉彦的自语，“粮价就会下降！”
文郦听到张辉彦的话，知道堂内的人都听懂了。而商人们不止是听懂了，他们脑筋灵活地多的，已经可以根据文郦的逻辑推演出一个结果：如果通过棉贸等形式向北方注入白银，在粮食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粮价下降，而江南士绅采取了从米市上购入粮食北运补全他们退出留下的粮食缺口，可能会面临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粮食的售价低于成本价。
而且由于士绅们受限于河运渠道不利，陆运的成本在运输需求猛增的情况下只会不断抬高，从而导致极端情况下他们的成本线高于北方的粮价，出现巨亏！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的中小地主是受益的，因为他们的粮食不管给囤积商还是到米市上卖，都是赚的。
承担了这场斗争所有风险的，是囤积粮食的士绅们，民怨、朝堂的压力、经济上盈亏的巨大不确定性最后都会涌向他们。
而今天坐在堂内的人，在最开始就已经完全从其中脱身。
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指责他们，毕竟粮食买卖是自然商业行为，既然江南粮价这么好，干嘛还要北运赚取微利呢，这辛苦钱还是交给别人来赚好了。
张辉彦回过神来，神情紧张地问了一句，“文大人，这天下没有完美无缺的计划，您方才说的，我完全认同，可我想问一下，这个计划就没有缺点吗？”
这个问题引起所有人的好奇，他们想看文郦怎么回答。
文郦局促一笑，“当然有........那个缺点就是士绅们的自我道德修养，真的如理学家们所强调的那样。”
这是个冷笑话，冷到在场人都不敢笑。
文郦将众人神情收入眼帘，结束了这场议事，“诸位，你们想要的解决方案已经有了，既然张公子都觉得好了，想必各位也没有意见了。”
没有人出声反对，文郦就淡淡的说道，“那就散了吧，我们和两位叔父还有事聊，就不耽误各位的宝贵时间了。”说完，双手平摊，向出门的方向一伸，商人们也在几位威望高的带领下，起身出门去。
但，就在这时，沉默了一整场的谢鳞突然出声，引得门口的所有人回头看他。
“诸位，今日的事出了这个屋子，就是密闻。如果让我知道你们其中哪一位敢走漏风声，不管是无意还是故意，相信我。
在我们和对手其中一个倒下之前，那个人的家产会以各种罪名被查抄，儿子会被阉了送到宫里去做太监，女儿不是被卖到辽东的军营里做军妓，就是沦落为青楼里的下等人。
好自为之！”
谢鳞说话，商人们只看到他冷峻阴沉的侧脸，沉默之中，曹泰率先迈开步子，邀人往另一房间去，他们也有事要安排清楚。
在撇开谢鳞最后的威胁带来的烦闷心情后，又聚在一处房间里的商人们议论抱怨之声四起。
张辉彦在看着面前这些年长之人脑袋还不清楚，而曹泰这个地主却坐在一旁袖手旁观，任由这些人非议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了，猛地一拍木桌，震起茶水四溅横流，屋内人都被巨响所吸引看向他。
“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议论些什么，你们以为你们还有回头路可走吗？文郦和谢鳞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们只能一条路到黑走下去，在这抱怨，还不如刚才在文郦面前说呢，在这说有个鸟用！”
“张贤侄家大业大，背后靠山大，自然不怕。可我们是小本买卖，赚的钱都不易。文郦讲得谋划很好，可他又不用出钱，自然无关痛痒。
按照他的计划，我们出的就不是一笔小银子，搞不好是要倾家荡产的。”一位年长、面部皱纹细密的商人同张辉彦反呛起来。
附和他的人不少，商人们都不傻，通过棉贸向北方民间注入白银，说得好听，可就是改种了棉花，又能比粮食多得了多少白银呢？
有一种办法可以做到，那就是炒高棉价，每亩棉收入如果原本只有1.2两，很简单，他们抬高收购价，每亩棉收入做高到2两，那么流入北方民间的就不是本原的那0.4两的差价了。
改种棉花的大头都是勋贵以及他们下面的军户，抬高价格等于给他们送钱，勋贵们自然乐得。
“李世伯也不用讽刺我，你们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要我们这些家业大的做个出头的吗？你们心里很清楚，这个计划是可行的，棉花市场扩大的再多，比起粮食而言，也是个小鬼，很好控制。
不用这样拐弯抹角，我这里明说了，我们辽东商人先出20万两，其中我们张家出10万两。
至于你们怎么办，自己看着办吧。”张辉彦的豪言，瞬间震慑住堂内这些人。
曹泰看了看屋内的情形，放下茶杯，声气爽朗，“既然张贤侄，做了表率，我曹某人也不好居于人后。我们闽商出30万两，其中曹家出12万两。”
其余三拨商人群体在这两方表态后，也很快做出来决断，三方出六十万两。
等钱款敲定，张辉彦也不耽搁，起身离去，只留下一句，“各位，还是回家多准备些银子吧。按文郦的做法，一百一十万两，恐怕还远远不够，别到了后面，拿不出钱来，让别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