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讲到，李密由于过于专注于自己的军事行动和与皇泰主杨侗的关系，却忽视了东都城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严重低估了王世充的野心和狠劲儿，王世充更是以李密势力入侵为借口，先发制人，铲除了阻碍其欲望和脚步的“洛阳七贵”中的四贵，皇甫无逸逃走投靠了唐朝后，只剩下看似老弱无能的段达和他自己这两贵。
王世充在东都洛阳发动兵变时，李密为表明自己的忠心，试图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正在入朝觐见皇泰帝的路上。他行至温县，便有探兵回报，称元文都等人已被王世充杀害。
隋唐时期的温县，既是位于今天河南省焦作市的温县，这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在唐初，温县不仅是古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还涌现出许多着名的历史人物。
温县在夏代称为温国，商代祖乙曾在此建都，周代为畿内之地，春秋时晋国在此设县。唐初，温县属怀州，武德四年（621年）改为李城县，同年复名温县。温县古称“温”，缘于境内有两个温泉，一个在今孟州市西北的治墙村，另一个在今温县城西南。
唐初“三彦”之中长兄温大雅的六世孙温造，在任河阳、怀州节度观察使期间，奏请开浚了怀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万，工程完成后灌溉温县、济源、沁阳、武陡四县农田，受益面积逾五千余顷。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改渠名为右史渠，温造被后人尊称为“河神”。
温县还是太极拳的发源地之一，温县陈家沟是陈氏太极拳的发源地。温县盛产“四大怀药”，包括山药、地黄、菊花和牛膝，这些药材在中医中具有重要地位。唐初的温县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有重要地位，其文化和特产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密得知王世充兵变后，深知其中利害关系，如果此时再进洛阳城，等于主动把自己送入虎口。权衡再三，最终决定先返回被瓦岗军占领的金墉城。
而此时的东都洛阳，正笼罩在一场巨大的灾难之中。由于连年的战乱与灾荒，洛阳城遭遇了罕见的大饥荒。城中的百姓们在饥饿与困苦中苦苦挣扎，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粮食的极度匮乏使得米价飙升到了一个令人咋舌的高度，一斛米的价钱竟然高达八九万钱。唐初一斛米大约是20斤米，八九万钱相当于30两银子，也就是说，当时一斤米的价格是1.5两银子，一般的百姓根本无力购买。
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下，为了生存，许多人不得不通过一些非法的方式来获取钱财。其中，私铸钱币的现象尤为猖獗。这些私铸的钱币质量极为低劣，其中大多掺杂着锡环。这些锡环细得如同发丝一般，几乎难以辨认。私铸钱币的大量流入市场，使得原本就不稳定的经济秩序更加混乱，百姓们的生活也因此雪上加霜。
李密到达金镛城后，意外的碰到了一位老熟人，此人便是徐文远。
徐文远出生于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是隋末唐初的一位着名学者和大儒，其父徐彻是梁朝的秘书郎，母亲是梁元帝萧绎之女安昌公主。公元554年，南北朝时期西魏灭南梁时，由于江陵沦陷，徐文远一家被掳掠到长安，家境贫寒，无法维持生活。他的哥哥徐休卖书度日，而徐文远则通过在书店翻阅书籍，广泛阅览《五经》，尤其精通《春秋左氏传》。
隋文帝开皇年间，徐文远累迁太学博士，大业初年被授国子博士。他在讲解经书时，常常提出自己的见解，深受学生们的尊敬。在太学期间，他向大儒沈重求教，因其卓越的见解和学识，深受沈重的叹服。他讲解经书时，多创立新义，前代儒者有分歧的观点，他都能判定是非，并表达自己的见解，因此，他的课程吸引了众多学生，包括窦威、杨玄感、李密、王世充等，这些学生后来都在隋末的政治和军事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后来，在武德六年，唐高祖李渊亲临国子监，命徐文远阐发《春秋》题旨，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机智的回答，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徐文远在七十四岁时逝世于任上。他的教育和思想对隋朝的灭亡和唐朝的建立，以及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那个重视学问与礼教的时代，李密拜徐文远为师期间，对徐文远颇为尊敬，时常向其请教各类学问与谋略。徐文远也尽心尽力地教导李密，传授给他许多知识与智慧。后来，徐文远担任了皇泰主的国子祭酒，这一官职在当时的朝廷中颇为重要。然而，由于王世充兵变，局势发生变化，徐文远被迫下岗，食不果腹。在一次外出砍柴采薪的时候，不幸被李密的军队抓住。
李密见到徐文远后，并没有因为徐文远现在的生活落魄，而轻视这位曾经的老师。相反，李密以礼相待，他让徐文远面向南坐，自己则恭恭敬敬地以弟子的礼节，面向北拜见于他。这一举动，既体现了李密对徐文远的尊重，也反映出他对学问与人品的重视。
徐文远看着李密，心中感慨万千。他深知李密此时面临着重要的抉择，于是说道：“老夫既然受到您如此优厚的礼遇，怎敢不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呢！如今之势，将军您应当有所谋划。不知将军您的志向是要做伊尹、霍光那样的人，继续辅助君王（指杨侗），延续皇室，扶持风雨飘摇的朝局吗？若是如此，老夫如今虽然已年迈，不再有太多的精力，但仍然愿意凭借自己的一颗忠心与所学的知识，尽力为将军出谋划策；可要是将军您想做王莽、董卓那样的人，趁着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谋取一己私利，那老夫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也无法在将军身边效力了！”
李密听后，连忙附身叩头，诚恳地说道：“近日我刚刚接受朝廷的命令，位居上公，这既是朝廷对我的信任，也是赋予我的一份责任。我深知如今的朝廷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难，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李密虽不才，但希望能够竭尽自己的平庸之才，匡扶救助国家的危难，拯救苍生，这便是我原本的心志啊。”
徐文远微微颔首，说道：“将军您身为名臣之子，本应在朝中为国家效力，却因时势所迫，落到如今这个地步。如今将军若能够迷途知返，重新回到匡扶朝廷的道路上来，还是可以成为一名忠义之臣的，日后亦能为后世所铭记。否则，即便您一时成就一番霸业，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啊！”
此时，想到王世充杀害了元文都等人，东都局势发生了更加复杂的变化。李密意识到事情愈发棘手，他明白自己之前的计划可能已经无法实现，于是又向徐文远询问计策。
徐文远看着李密，缓缓说道：“王世充也是老夫的门生，老夫对这个人还算有些了解。他生性残忍偏狭，野心勃勃。如今他已经借着这个乱世的形势，发展起自己的势力，必定还有着别的图谋。将军您若是还想实现之前的计划，恐怕是行不通的了。如今首要之事，便是要以实力为后盾，先打败王世充，消除这个强劲的对手，才能有资本再考虑其他，否则，恐怕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李密听后，心中大为诧异，不禁感慨道：“开始我以为先生是儒生，只专注于学问之道，或许不太懂时事的变化。然而今日一番交谈，我才知道原来先生依然对当今的局势看得如此透彻，竟然能坐在这里决断大事，实在是英明啊！”
此后，李密尊徐文远为军师，参与瓦岗军军事决策和战略规划，徐文远凭借他的学识和智慧，为李密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建议和策略，对李密日后的军事行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七月十六日，长安城又有新令实施，唐高祖李渊下诏废除隋代的皇帝离宫与行幸之处。这一举措是唐高祖对隋炀帝时期政事的一种纠正。唐高祖认为，隋炀帝巡幸无度、穷兵黩武和滥用民力，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因此，他决定废除隋代的离宫游幸之所，以节省民力和资源，同时也是为了吸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这一重大决策，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唐朝产生了深远且多维度的影响。
于当时而言，这一举措有着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在资源方面，隋朝时隋炀帝营建了众多豪华的离宫，其建造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各地征集的能工巧匠、民夫劳工数量不计其数，无数的木材、石材、珍稀材料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这些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得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许多地方变得贫瘠荒芜。唐高祖废除隋代的皇帝离宫与行幸之处，使得大量原本被用于营建和维护离宫的资源得以释放。这些资源可以被重新分配到更急需的地方，比如用于恢复农业生产、修建水利设施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项目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经济负担，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民众生活方面，隋炀帝喜好巡游，每到一处都要大张旗鼓地准备行宫、安排仪仗、征集物资。这期间，百姓们不仅要提供大量物资，还不得不承担繁重的劳役，很多人因此被迫离开家园，背井离乡。他的穷兵黩武也使得大量青壮年男性被征入伍，无数家庭因此破碎，农田荒废。废除离宫游幸之所意味着百姓们不再被这些劳役所困扰，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生产。男子可以安心耕种土地，女子可以纺织持家，社会人口结构逐渐恢复平衡，百姓的生活也慢慢走向安定。
从政治层面来看，这一举措彰显了唐高祖李渊对隋朝灭亡教训的深刻汲取。隋炀帝时期的种种失政是导致隋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他的奢侈、暴虐让百姓对其统治心灰意冷，各地纷纷爆发起义。李渊深知如果不做出改变，唐朝或将重蹈隋朝覆辙。废除离宫游幸之所这一举措向天下表明，唐朝将以隋朝为鉴，实行更加务实、以民为本的统治政策。
这一积极的信号赢得了许多对隋朝失望的官员、将领和百姓的支持，巩固了唐朝初建的政权根基，稳定了人心，为唐朝后续的发展营造了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
对于后来的唐朝发展而言，这一举措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治国理念上，为后世帝王树立了明确的标杆。唐代后续统治者大多铭记这一教训，崇尚节俭、重视民生成为唐朝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唐太宗李世民更是秉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理念，以唐高祖的开端为契机，开创贞观之治，将唐朝的繁荣推向一个高峰。在经济建设方面，节俭的皇室消费模式一定程度上为唐朝长期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更多资源得以投入到经济发展中，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手工业的发展。
在文化方面，这种以民为本的统治导向与儒家思想的某些理念相契合，得到进一步弘扬。许多文人墨客在作品中歌颂这种贤明的统治，使得这种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唐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唐代乃至后世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文化都产生了积极的塑造作用，为唐朝成为一个繁荣、开放的盛世王朝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唐高祖为了稳定新建立的政权，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安抚各地，重建秩序。七月二十一日，高祖李渊派遣黄台公李瑗再次前往山南开展安抚工作。
我们知道，唐高祖李渊前期已经派遣马元规前往山南地区执行安抚工作，此次再次派遣黄台公李瑗前往山南，可见高祖李渊对山南地区局势和布局的重视，
唐初，山南地区在隋末经历了朱粲之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郡县无法自保，亟需安抚和稳定，所安抚工作的延续与加强非常重要。前期马元规在山南的安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能完全稳定局势，特别是面对朱粲的残余势力和其他地方势力的抵抗。派遣李瑗再次前往，意在进一步加强安抚力度，确保山南地区的彻底稳定。
再次加强对山南地区的安抚，也是战略布局的需要。山南地区地理位置重要，控制山南有助于唐朝巩固后方，为东进中原和南方统一战争提供稳定的后方基地。
而且，通过派遣宗室成员李瑗前往，显示唐朝对山南地区的重视，同时利用李瑗的宗室身份，更容易获得地方势力的信任，有助于对地方势力的招抚与整合，促进其余势力的归顺。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山南”指的是中国西藏自治区南部地区。这一地区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是西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还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古代历史中，山南被认为是西藏古文明的发祥地，拥有悠久的历史。在西藏传说中，山南是西藏第一位赞普聂赤建立联盟政权的地方，标志着西藏政治和农业文明的起源。
山南地区位于今青藏高原的南部，东临雅鲁藏布江，南接喜马拉雅山脉，西与日喀则地区相邻，北至拉萨市。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西藏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重要通道。
如今，山南地区是西藏自治区的一个地级市，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这里不仅是西藏的重要农业区，还拥有众多历史遗迹，如桑耶寺，对于研究藏传佛教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在唐朝初期，山南地区的重要性尤为凸显。唐朝通过派遣山南抚慰使等官员，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同时也促进了汉族与藏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山南地区不仅是西藏文明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重要桥梁，其历史与现实地位都非常重要。
七月二十四日，唐高祖李渊任命投靠而来的皇甫无逸为刑部尚书，负责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皇甫无逸在任期间严明法纪，惩贪除暴，清正廉洁，很有治理之才。皇甫无逸后升任御史大夫，负责监督官员的行为，确保朝廷政令的贯彻执行。皇甫无逸后来曾两度到成都任职，第二次任职成都时被任命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他在任期间更加注重自己的行为操守，成为了中国历史中官员清廉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