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在武汉三镇停留了足足一周，除了视察长江大桥的修建进度外，还去《大公报》和《非攻》杂志社转了一圈。
《大公报》由于宣传抗日主张，天津总报馆已经被迫关闭，总经理胡政之带领部分员工连夜南撤。
现在《大公报》的武汉分社，正是由胡政之亲自主持工作。至于上海那边的《大公报》，还可以支撑到年底，到时候张季鸾也得撤离，周赫煊准备让张季鸾负责重庆分社。
至于《非攻》杂志，现任主编为高翰，此君同时还是武汉大学的哲学系主任。
当初《非攻》杂志在天津被停刊，搬来武汉复刊后，立即获得武汉大学的鼎力支持。不仅杂志社主编高翰是武大教授，副主编吴其昌也是武大教授——吴其昌是梁启超、王国维的弟子，徐志摩的表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其昌携妻子、兄弟到中山陵哭陵绝食，逼蒋抗日，遂被清华大学解聘，转而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至于原来担任《非攻》和《大地》责编的李寿民，此时依旧留在天津。他的母亲、兄弟、岳父都在天津，他的朋友圈也在天津，有点舍不得离开。
李寿民如今的名气非常大，他的《蜀山剑侠传》甚至热卖到东南亚，他创作的京剧也广受票友追捧。介于此，日本人在占领天津后，立即就找李寿民合办刊物，想让他出卖国家做文化汉奸。
李寿民几番婉拒不肯，日本人一怒之下，就把他抓进监狱用刑。
此时此刻，李寿民的眼睛已被辣椒水弄得半瞎，依旧不愿答应和日本人合作，他的岳父和朋友则到处托关系营救。
跟历史上一样，就算李寿民出狱，他后半生也只能靠口述来搞创作了。
等周赫煊离开武汉，回到重庆时，川康各军已经整编完毕，刘湘准备率部出川抗日了。
事实上，早在六月份，川军就已经开始全面整编。
七月六日，川康正式整军。
整军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就传来七七事变的消息。刘湘立即发出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
八月七日，刘湘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在各方势力因战和问题争吵不休时，刘湘站出来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并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担。”
八月二十六日，刘湘返回四川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出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川军各部将领纷纷请缨抗战，范哈儿表现得尤为积极。
范哈儿因为得罪了刘湘，在整军的时候被撸成光杆，虽然名为副军长，却连一个大头兵都无法指挥。他高喊着抗日口号上蹿下跳，刘湘甩都不甩他，范哈儿只能独身奔赴抗日前线——上海，想找拜把兄弟杜月笙帮忙，让老蒋给他弄一个实权将军来当当。
且不管范哈儿的抗日意图为何，但他确确实实为抗战立下了大功。
历史上，范哈儿被老蒋任命为第八十八军军长，并自掏腰包募集兵员。他带出的这支部队，后来炸死了酒井直次，让酒井直次成为日本陆军史上第一个阵亡的在职师团长。
酒井直次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曾在江浙徽三省实行三光政策，甚至让部下进行强暴妇女比赛，评出老虎、豹子和豺狼，即一、二、三等奖，并对获奖者给予物质奖励。
就是这么一个丧尽天良的混蛋，死在第八十八军的地雷之下。虽然当时范哈儿已经调离八十八军两个月，但毫无疑问，八十八军是他自掏腰包一手带出来的，并在范哈儿的指挥下屡立战功，由人员不齐的杂牌军升格为统辖3个师的甲种军。
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抗战，刘湘只是个专打内战的地方军阀，范哈儿也只是个坏事做绝的小军阀头子。
就像前面提到的许传音博士一样，最初也没那么伟大。他被日寇特许在南京自由走动，其实是允许他收殓街头尸体，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许传音好几次差点被日军拖去枪毙。但他不但没有胆怯害怕，还因为目睹了同胞的死难惨状，整个人的灵魂都得到升华，由普通人变成英雄，全心全意地投入营救同胞的行动当中。
英雄，其实也可以是一个个普通人。
四川安县，曲山镇。
这里是四川大旱的重灾区，老百姓还没从灾荒当中缓过气来。
小学老师王建堂看到刘湘的《告川康军民书》，扔下报纸就来到镇上。这天正逢赶集，王建堂爬上人家演川剧的戏台，在演员懵逼的眼神当中，对着台下大喊：“哥子伙，姐妹伙，大家听我说几句！小日本儿已经打到上海了，派飞机到处轰炸，不晓得炸死了好多同胞。四川离上海很远，但是也很近，如果我们不抵抗，日本鬼子很快就要打到四川。日本鬼子坏得很啊，屁（和谐）眼儿心心都是黑的，烧杀抢掠啥子事都干得出来。要想四川乡亲不遭小日本毒手，我们四川人就该站出来，是男子汉的就跟我一起去参军，把狗日的小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大家说，我的话在不在理！”
“在理！”戏台下传来稀稀拉拉的回应声。
王建堂又说：“以前川军只晓得打内战，现在川军要抗日了。我是小学老师，日子还过得去，但这个老师我不当了，我要出川打鬼子。不然等鬼子打到四川，哪个娃儿还有机会读书？有卵蛋的都出来，跟我一起去抗日！”
“王先生（特指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台下有人举手响应。
“好得很，还有哪个？”王建堂喜道。
“还有我！”
“我也去！反正日子过不下去了，还不如参军打鬼子。”
“算我一个！”
“……”
这个川西北的偏僻小镇，大部分百姓都蒙昧无知，但却当场有上百人站出来。
王建堂带着这些伙伴，在镇上到处宣传抗日思想，只用一天时间，就召集了176名壮丁。他们找来一块粗布，咬破手指写下请战血书，第二天早晨便送到县长成云章那里。
成云章大受感动，立即批准了王建堂等人的请战书，将他们统一编入安县义勇补充队，并定下日期举行盛大的欢送会。
安县义勇队离开家乡那天，已经是秋季了。一改去年以来的干旱，这天的雨下得很大，3000多名老百姓自发冒雨前来给子弟兵送行。
王建堂的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年老病衰，无法亲自来送行，只能通过邮局寄来了一面旗帜。
邮局职员拿着一块白布疯狂奔跑，拦在即将出发的队伍前面说：“等一哈，等一哈！王建堂快站出来，你老汉儿（父亲）给你送旗子来了！”
县长成云章打着伞过去，说道：“啥子旗，给我看一哈。”
两名随员立即接过旗帜，当众张开，只见白布中央写这个大大的“死”字，右侧两行小字为“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侧五行小字为“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场面一时寂静，随即轰然，认字的给不认字的念着死字旗内容。
县长成云章眼眶红润，扔掉雨伞，亲手把死字旗交到王建堂手中，哽咽道：“壮士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