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唐志继续给大家讲课：“昨天我们说了在新占领区首先要发动群众，建立我强有力的地方政权，发展生产。发动群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家的土地，房子，耕牛分配给穷苦大众。与此同时建立人民政权，使之成为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长期支持人民战争的人力与物力主要来源的战略基地，和实现战争目的的重要依托。这样就可以依靠新占领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成为阻挡敌人侵袭的军事壁垒。大家要记住，建设边疆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只有政治工作做好了，建立了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有了牢固的政权，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拥护，有了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我们才能站稳脚跟，我们的军事力量才能发展壮大。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才能和强大的敌人对抗，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的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战争，要实行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和基本政策。战争中要兼顾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重视发展生产，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尽力改善群众生活，以调动和保持人民群众支持长期斗争的积极性。
建设边疆需要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这支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也执行工作队、生产队等其他任务。军队除了担负作战这项主要任务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并利用作战间隙进行生产……”
唐志洋洋洒洒讲了一大通，把***建立根据地的东西全部照搬照抄过来。他这才发现当年那个军事网站为什么有人提醒大家要好好学习党史，学习***的建国思想和建军思想，为什么有人说这是震旦人民胜利的法宝。
唐志最后说到大唐现有的军队和军人，“我们大唐的军队能不能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呢？很难。大家知道，秦始皇的军队有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大家打战都是为了军工爵位的，汉朝也是沿用这个制度，所以在汉武帝的时候因为长期对匈奴用兵，把国库都耗空了。大唐也有策勋十二转，大家参军英勇杀敌也是想博一个功名回来。这些本身没有错，但是还远远不够。
贞观，14年（640年），侯君集灭高昌后，在未奏请朝廷的情况将一些没有罪的人发配，又私自将高昌国宝物据为己有。手下将士们知道后也开始盗取金银珠宝，侯君集害怕自己做的丑事被揭发，于是不敢治将士们的罪。如果我们的军队是这样的话，和其他的入侵者有什么不同，如何服众，如何赢得高昌民心？所以，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勋功而战的人是不可能获得民众的支持的。
今后如果你们有机会带兵，一定要带出一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才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人民群众自己的队伍，才能得到当地人的拥护和爱戴。”
其实这个时候搞人民战争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强多了，有大唐军队做后盾，只要政治工作做好了，军事上基本没有对手。
因为是第二天，唐志没有时间展开说，马上回到河套，“秦始皇沿着阴山修建长城，耗费极大，太宗皇帝不主张修长城，也是因为不想被动防守。如果中原政权强大的时候，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如果国力衰落或者出现动荡呢？这样就很危险。
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击败匈奴的楼烦、白羊二王，占领河套。大臣主父偃上疏建议在河套筑城以屯田、养马，作为防御和进攻匈奴的基地。汉武帝接受这一建议，迁10万户入河套屯田，当年即置朔方郡和五原郡，后置西河郡，加上之前的云中郡和定襄郡，于是有了河套五郡。当时的人们引黄河灌溉，当地农业迅速发展，经济繁荣。
现在河套地区的城镇和屯田基本上都毁了，剩下的只有突厥人的帐篷。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河套的突厥人全部迁到广州，大家都知道兴业公司正在开发泉州特区和广州特区，正缺少劳动力，这些突厥人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他们不愿意怎么办？很简单，给突厥人一些股份，一些田地，广州是鱼米之乡，总比河套苦寒地带强。对于大唐来说也是好事，没有了草原和战马的突厥人，就是没有爪牙的老虎，折断了翅膀的雄鹰，不足为虑。
前套草场丰美，风吹草低见牛羊，可以发展畜牧业、毛纺织业，这里的地下还有铁矿，可以搞炼钢厂。后套有黄河和南河，我们可以在这里引黄河水灌溉，把这里建成塞上江南。”
说到这里唐志把后套地区的山川地形图挂起来，“这个图很不标准，还需要实地考察纠正，黄河在后套分成两条河道，一条是北河道，这是主干，一条是南道，这是支流，南河地势高，北河地势低，中间这些地区可以引水灌溉，汉朝就在这里屯田。因为这里蒸发量很大，有些地方已经成为盐碱地，要把盐碱地改造成良田，需要引黄河水冲刷。
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在上游两河分叉处建一座堤坝，把北河的河道挡住一些，让黄河水从南河流，也就是把南河变为主干流，北河为支流，这样南河的水量就更大了。这时我们就可以从南河挖水渠引水灌溉。”
说到这里唐志把王同春的水渠路线全部画出来，“开挖的引水渠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湖泊和河流，要有引水渠和退水渠，这样即使黄河水位暴涨，也不会淹没良田。这里要完全开发出来，戍边的军粮都可以从这里出了。”
大家听到唐志的异想天开的宏大引水计划，都被唬得一愣一愣的，裴庆远问道，“师父，真的假的？后套这一大片荒芜之地成了塞上江南？”裴庆远曾经到过后套，故有此一问。
李沅也问道：“师父，黄河水泥沙很多，这样开引水渠不会淤塞吗？”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所以具体在哪里开渠、渠水经过的路线，都要实地勘察，这要吃很大的苦，没有十年的功夫摸不透河渠的路线。我只能提出几种意见作参考：
第一，要在黄河北岸选择渠首，引水方向大致与干流呈60度向下的倾角，引水口巧妙利用河湾环流作用，选择曲流处开口，按照此法开凿的灌渠既不干涸，也不淤积，可以实现无坝自流。为什么呢？因为弯曲的地方水流湍急，可以冲刷泥沙，渠道不容易淤积。
第二，在施工时，于晚间在准备开渠的线路上插上一排香火，从远处察看香火的高低，来决定所挖渠道的坡度。在由低处向高处引水时间，加大渠道弯道，利用水流三弯自急的原理，使水产生拥推力量向高处流去，这样可以解决渠水在平原上由于落差小而流通不畅的问题。
第三，除了主干渠，还要有分渠，水渠的宽度和深度要测量好，不要太宽太深，要不然水流缓慢造成河沙淤积，阻塞河道，太浅则渠水不足。”
唐志本来想自己开发后套，不过想想还是算了，挖水渠太累，泡在后套几十年不划算，而且耗资巨大，还不如让国家来做这件事情，而且即使这么多的良田开垦出来，国朝廷也会眼红，到时候像清政府一样，一纸公文就把你的田全部没收了，让你哭都没有眼泪。
“有了地，有了人，我们就可以在河套修三座受降城，中受降城，南近朔方郡；西受降城，南近灵武郡；东受降城，南近榆林郡，三个城堡东西相联，彼此呼应，把整个河套全部纳入朝廷的管辖之中。”
这三座受降城其实是唐代中宗时期，张仁愿为防御突厥所建的三个城堡，不过唐志所指示的位子大概是现在的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此前唐与突厥是以黄河河曲为界，因开筑三受降城，河套以北本属突厥土地归唐所有。自筑受降城后，唐军在这里进可攻，退可守，也可说起着对付突厥桥头堡的作用。
此外，张仁愿又于牛头山、朝那山以北置烽火台侦堠一千八百所，烽火相应，彼此联防，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马，朔方益无寇患。每年省去军费亿万计，减去镇戍士兵数万。这是受降城御敌于北门的功效。自唐朝张仁愿建立三受降城体系取漠南后，后突厥汗国的国力大为削弱，最后被唐朝与回纥联合攻灭。后突厥汗国的衰弱与灭亡，唐朝张仁愿建立三受降城是其重要原因。
河套攻略基本上讲完了，唐志又提出一个问题：“从河套水渠的修建你们能想到什么？”
一时间大家都陷入沉默，除了兴修水利，还能想到其他什么？好像没什么呀。唐志当然不指望自己的学生能开窍，毕竟他们年龄不大，阅历不多。
“还可以用来治理黄河呀！我们过去治理黄河总是挖宽河道、挖渠分流，这样造成一种什么局面呢？河床越来越宽，流速越来越慢，流量也越来越小，这样就造成黄河下游泥沙沉积，河床越来越高，最后形成地上河，万一决堤，洪水一泻千里，造成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治水要先治沙，以河治河，以水攻沙。黄河水流最混浊，以斗计之，沙居其六，如果到了秋冬季节，则水居其二。以二升之水载八斗之沙，如果不是流水极其迅猛，必致停滞。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有沙面，止见其高。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有河底，止见其卑。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所以合流比分流更加合理。”
接下来唐志给大家介绍明朝潘季驯的治水方法。潘季驯在一生四次治河中，不辞辛劳，上到河南，下至南直隶，多次深入工地，对黄、淮、运三河提出了综合治理原则：“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在此原则下，他根据黄河含沙量大的特点，又提出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策。
为了达到束水攻沙的目的，潘季驯十分重视堤防的作用，创造性的把堤防工作分为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四种，因地制宜地在大河两岸周密布置，配合运用。
潘季驯主张合流，但为了防御特大洪水，在一定条件下，他并不反对有计划地进行分洪，如在《两河经略疏》中就明确指出：“黄河水浊，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间，淫潦相仍，势必暴涨。两岸为堤所固，水不能泄，则奔溃之患，有所不免。”
在束水攻沙的基础上，潘季驯又提出在会淮地段“蓄清刷黄”的主张。他认为：“清口乃黄淮交会之所，运道必经之处，稍有浅阻，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须令全淮之水尽由此出，则力能敌黄，不能沙垫。偶遇黄水先发，淮水尚微，河沙逆上，不免浅阻。然黄退淮行，深复如故，不为害也。”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根据“淮清河浊，淮弱河强”的特点，他一方面主张修归仁堤阻止黄水南入洪泽湖，筑清浦以东至柳浦湾堤防不使黄水南侵；另一方面又主张大筑高家堰，蓄全淮之水于洪泽湖内，抬高水位，使淮水全出清口，以敌黄河之强，不使黄水倒灌入湖。潘季驯以为采取这些措施后，“使黄、淮力全，涓滴悉趋于海，则力强且专，下流之积沙自去，海不浚而辟，河不挑而深，所谓固堤即以导河，导河即以浚海也。”
潘季驯四次治河的成绩是显着的，特别是束水攻沙论的提出，对明代以后的治河工作产生深远影响。不少水利史研究者和水利工作者都对潘季驯的贡献作出过很高的评价：清康熙年间的治河专家陈潢指出：“潘印川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说，真乃自然之理，初非娇柔之论，故曰后之论河者，必当奉之为金科也。”
在潘季驯治河三百年之后，一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方水利专家兴致勃勃地向当时的清政府提出了“采用双重堤制，沿河堤筑减速水堤，引黄河泥沙淤高堤防”的方案，并颇为自得地撰写成论文发表，引起了国际水利界的一片关注。不久以后，他们便惊讶地发现这不过是一位中国古人理论与实践的翻版，德国河工专家恩格斯叹服道：“潘氏分清遥堤之用为防溃，而缕堤之用为束水，为治导河流的一种方法，此点非常合理。”
不过我们再仔细想一想，潘季驯是在国人治水几千年的经验上总结出来的，而西方水利专家到中国才多少年？从打开大清国门开始算也只有几十年时间，他们这么快就找到办法，让人细思极恐，科学思维训练过的头脑与未开化地区的人确实不同。